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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一代”新命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22-01-01  浏览次数: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三个重要的拐点,预示其发展阶段的根本性变化。第一个是以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开始消失为标志的刘易斯拐点,第二个是以人口抚养比的止降反升为标志的老龄化拐点,第三个是以中国内地城镇化率突破50%为标志的城镇化拐点。这三个拐点的同时出现,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大指标性信号,使转型的中国面临着更多更大的挑战,对当代青年而言更具有非同寻常的深远意义。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预示着支撑我国经济30余年高速增长的丰富劳动力开始变得稀缺,要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必须转变产业结构,提高技术水平,实现产业升级与转型。这会对我国大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推动我国企业把劳动力人力资本培育视为企业的自觉行为和应尽的社会责任,而这时劳动力的知识技能也必须相应提高,教育结构需要做出重大调整,我国劳动力优势取向发生历史性转变,劳动力资源特色发生重大转型。

  对劳动者知识技能的要求提高,导致青年所必需的学习期延长,参加工作的时点推后。青年期的这种变化,即从主要与工作直接结合或者至少与工作相联系的生活方式转变为以学校为主的生活方式,必然会影响青年的人生发展、行为倾向以及社会态度。如,青年对家庭的依赖性不断增长,一部分青年在工作后,仍依赖父母,形成所谓“啃老族”,又使得青年人较晚才能体验到自己通过对社会再生产做出的贡献,也难以产生社会责任感,导致青年期的迷茫、彷徨及无奈。

  当代青年的变化是一种从生产型社会化向教育型社会化的转变。生产型社会化是在单位或企业内从事工作时实现的,而教育型社会化是在学校或其他培训机构中实现的。这两种社会化除了实现地点不同之外,还有实际经历的不同,而且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与未来的关系也都不同。就生产型社会化来讲,只要是参加工作,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工作,也与他人、与社会的发展有具体的关系;而在教育型社会化中,与社会和他人的关系却常常是抽象的,对社会的理解“应然”成分大于“实然”成分,同时个人的社会整合能力遭到削弱。因此,刘易斯拐点导致的教育型社会化不仅使工作经历在青年社会化中所起的作用日益缩小,而且会使社会制度与个人成长之间愈加脱节,可以预见,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面临更为深刻复杂的社会化转型。

  老龄化拐点的到来,喻示着社会进入“后喻文化”时代,青年将发出超出其前辈的更大的声音

  当前,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年轻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2013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突破2亿大关,老龄化水平达到14.8%。此后,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还将加快,21世纪中叶将达到老龄化的峰值期,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占总人口数30%以上。

  老龄化拐点的到来,把青年推向时代舞台的中央,促使青年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西方学者曾将社会分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三个时代。在“前喻文化”中,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中,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社会由此进入了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的“后喻文化”时代。“后喻文化”时代的来临提醒我们,青年在未来将发出更大的声音,我们必须重视青年的作用,尤其是其价值观念和政治态度。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如果不能同青年成功地展开沟通和对话,那就意味着它的普遍意义将大打折扣。要想让主流意识形态深入青年,应当把主流意识形态经过感性的“打包”,把“大”道理转化为青年身边的“小”故事和“小”人物,把抽象的意识形态观念蕴含在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之中,才能使主流意识形态超越理性概念与感性意识的间隔,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同青年意识形态的沟通对话,在最大程度上争取共识。

  城镇化拐点的到来,锻造了城市新移民,他们既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也是社会变革的承担者

  2011年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3%。这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伴随着世界上最为迅速的人口城镇化进程,我国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流动是一所“大学”,使人们获得了新的生活理念、法律知识、维权艺术和组织实践,并由此锻造了一代新的青年——城市新移民。他们前赴后继进入城市,带着农业文明与城市文明进行碰撞。他们感受城市的跳跃节奏、学习城市的行为习惯、接受城市的秩序规则,不断调适和改变自己。他们是一个有更强接受和学习能力、有着青年人特有的挑战与冒险特质的年轻群体;他们的思维和价值取向更加多元化,对现代文明和城市文化有更多向往和期待;他们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社会转型的新阶段,发展性需求提高,公民意识初步觉醒,更有能力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既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也是社会变革的承担者。他们既有青年的特点,也具移民的特质,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城市新移民通过各种管道流向城市,他们裹挟着原有乡村和小城镇的信息,就像水流一样,穿透各种“藩篱”进入城市的物理环境,并对其周围产生不可预见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新移民宁愿为自己创造出他们自身的生存环境,而不愿让自己为环境所左右,城市新移民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自我组织、自我创生并自行维持边界,而这种自为的过程,必将深刻改变中国的城市生态和社会结构。

  一个时代,其青年的生存现状,是衡量该时代是否具有创史活力的基本尺度之一。时代的火炬已悄无声息地传递到“拐点一代”手中,这是他们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未来的他们,我们拭目以待。

  中国的80、90后青年,成长于“刘易斯拐点、老龄化拐点与城镇化拐点”相互交织的社会转型期,他们在劳动力有限供给的环境中,实现着由生产型社会化向教育型社会化的转变,倒逼着产业的升级与调整;他们在人口抚养比止降反升的结构下,经历着由“以长者为师”到“以少者为师”的文化变迁,掌握着社会的主流话语;他们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历史进程中,参与并见证着中国由“固态”向“流动”的涅槃,形塑着城市生态与社会结构。他们被称为“拐点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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